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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文化的三个特点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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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湘文化有三个最大的特点或者说湖湘文化有三个源头。
    一、三湘四水的灵动多彩,蕴育着激越冲突型的文化思想。自古湖南属楚,湘楚文化实为一体。从现存的楚辞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湘楚文化先人的激越、浪漫和好奇。
    为什么会有这一特点?我认为这种文化特征与自然环境有密切的关系,正如同江南水乡的文秀和蒙古高原的雄浑一样。湖南的地形东西南三面环山,对北敞开,冬季:凛冽的西伯利亚寒潮滚滚南下,长驱直入湖南全境,达南岭的脚下郴州永州一线,被阻于南岭;夏季:南方的阳光烈日加上湘北洞庭湖大水面的蒸发,使三湘大地热气郁积而不得散发,致使盛夏酷暑可达41摄氏度,夜晚的气温仍可高达33摄氏度。而春秋两季:三湘大地时而受西北的冷锋控制,时而受西南暖湿气流的影响,故气候多变,时晴时雨,骤冷骤热。因此,尽管湖南号称为鱼米之乡,自古却属于居住条件恶烈的荒蛮之地,以至于贾谊分配到长沙作王太傅,自视为流放而痛苦早逝。
    汉代以后,湖南逐步开发,虽然成了鱼米之乡和粮仓,三湘人民祖祖辈辈所感受到的气候的恶烈,冬寒夏暑,春秋两季变化无常,培养了湖南人认同天道变化无常的道理和不屈的奋斗精神。如楚辞中的离骚、天问、招魂,湘楚巫文化中的祭祀,长沙马王堆汉墓中的漆画等,其不同于黄河流域文化的最大特点就是不追求对称和工稳,而是更跳跃、更激情、特别是表现出对天道无常变化的疑问、适应和反抗精神。二千多年过去了,湖南的地理和自然环境依旧,则从屈原到欧阳询、怀素,到王船山、魏源、曾、左、彭、胡,到谭嗣同、王闓运、齐白石,到黄兴、蒋翊武、蔡锷、毛泽东,这种情怀和精神一以贯之。我们在面对湖湘文化的时候,决不能低估了这种环境对湖湘文化的影响。
    二、古时移民对湖湘文化的影响。湖南自古为南北兵家首征之地,元代初年及明末清初,湖湘大地遭受战火多次蹂躏,土著族十室九空。元代和清代有两次在中央政府鼓励和安排下的大规模移民,移民主要来自江淅、江西和四川等地,湖南省境内有四十多种方言,如湘乡新化、常德湘西、衡阳、平浏、澧陵等方言,可以说没有一个湖南人能听懂省内的所有方言。移民的进入给湖湘文化提出供了厚实多元的基础。近代有人论说,湖南之所以名人辈出,盖因湖南是移民省的缘故。而不管移民来自哪里,其最根本的特点是有吃苦耐劳的心理准备和拼搏的精神,这种气质上接先人楚文化的跳越浪漫,就形成了近代湖湘文化的激越而又有序、笃实而又灵动、浪漫而又实际的鲜明地域特征。
    三、格物致知和实事求是。近四百年湖湘文化的道统脉络非常清楚,前后大家相望,从王船山的旁证博引、评述宏论,到魏源的洋为中用,到曾国藩的笃实学风,到毛泽东的《实践论》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其“唯实”的思想路线是前后相继的。
    身为万世师表的伦理思想家孔子,生前并不得意。他在等级森严的奴隶制社会晚期提出了新的、有浓厚唯物辩证特征的伦理和道德体系,借复古的口号行革新变法和挽救人心之实。孔子生前实是改革家。
    汉代董仲舒尊孔,抽掉孔子的革新和辩证精神,留下了伦理道德。宋代的朱程理学则对孔子学说精华破坏最大,理学家用佛学和道家中的主观唯心主义玄说来注解和重构孔子的学说,结果儒学理论体系越来越大,离孔子的真理离实际生活越来越远。
    朱程理学以心学为号召,知行两端,基本上把孔子的革新和辩证精神阉割掉了。南宋的灭亡和元明两代儒学日益走向唯心的“心学”,使有远见的文人不能不从实际出发来思考当时的社会诸多问题,其代表就是近代湖湘文化的开山祖王船山。
    船山先生以激越的文人情怀和不屈不挠的实际斗争生活体验,上续诸子,提出了“格物致知”、“实事求是”的思想,在唯物的基础上复古了孔子的革新辩证精神。可以说船山学说相当的部分是独立于朱程理学之外的。船山学说强调经世致用,经清中叶魏源、曾国藩等人的大力推崇,遂成当世显学,它对发奋图强的清末洋务运动,对立志救国的“五四”前后大批文化青年都有深广的影响。
湖湘文化的早期母体,楚文化中的祝融文化和蛮夷文化是湖湘文化的直接源头。作为独立的湖湘文化及其实体湖湘学派,则起源于北宋末年,形成于南宋时代。湖湘文化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它与齐文化、巴蜀文化、吴越文化等区域文化,有着爱国亲民、务实经世的共同点,但由于它形成的历史时代、地域环境和经济条件的差异,因而又具有自己的特色。
    其一,湖湘文化自形成伊始,就广汇百家,具有多源、包容的特点。湖湘文化从它形成之日起,就融汇了百家精萃。周敦颐创建的理学,就是以孔孟儒家思想为核心,吸收了老庄道学、释家佛学而成的,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开“三教合流”的先河。理学又称道学、新儒学,是湖湘文化主要的思想渊源。明清之际大思想家王船山创立的唯物主义哲学体系,在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等基本问题上,对先秦诸子、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精研主义,点评异同,去伪存真,从而创立了别开生面的唯物主义哲学体系,奠定了清代实学思潮的哲学基础。中国近代启蒙先驱魏源,他的《老子本义》、《墨子章句》、《孙子集注》、《董子春秋发微》等也集兵家、道家、墨家、儒家各派学说的精华。至于谭嗣同的《仁学》,杨昌济的哲学、伦理学,不但融汇了《春秋》、《论语》、《孟子》、《庄子》、《墨子》等中国传统文化各家经典,而且吸收了近代西方各派学术思想,真可谓学通中西,道贯古今。所以,从各个历史时期湖湘学派的代表人物及其思想来看,湖湘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是多源的、包容的,它不偏一说,合众家之长,博采群秀,扬长避短,使之具有时代的适应性和开放性。戊戌以后,近现代湖湘学人,弘扬了这一学风。
    其二,湖湘文化深藏民主启蒙意蕴和吐故纳新的精神。传统文化的弘扬,外来文化的吸纳,离不开评判、继承、开拓和创新,湖湘文化颇具这一特色。屈原的《离骚》、《九歌》开一代新风。王船山大胆批判封建专制主义的“正统”观,认为“天下非一姓之私也”。
    主张对孔孟儒学、老庄道学、魏晋玄学、佛理禅学等,都应“入其垒,袭其辎,暴其恃而见其瑕”。他在《读通鉴论》一书中,对历史循环论、复古论、宿命论等形形色色的唯心史观进行了一次大扫除,在中国古代史上第一个提出人类文明是向前演进的思想。王船山旗帜鲜明地在政治上否定封建专制,在思想文化上批判唯心主义,充满着民主启蒙和吐放纳新的精神,深刻地影响着湖湘后学。魏源以经世致用眼光,力主扭转那种“不关军国要务、无视民族危亡”,“泥古不切时务”的乾嘉考据学风,提出把学术导向干预政治和革故鼎新的轨道。
    他遵循经世致用的原则,主编了《海国图志》,广泛介绍世界各国史地政情,倡学西方先进的科技、军事,以实现“师夷长技以制夷”。
    评判、探索和创新进取,是湖湘学派的重要特色和优良传统,是湖湘文化与时俱进的活力之所在。
     其三,湖湘文化及其实体湖湘学派,是多成分、多层面的,具有两重性。湖湘学派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是长期积累的思想成果。它植根于小农经济,在历史上与宗法等级制度及专制政治联系在一起,多属维系封建政治和经济统治的官方意识,精华和糟粕混杂,封闭与开放并存。近代湖湘文化,精华、进步、开放、趋新是主流,但糟粕、保守、排外、护旧的负面因素也不可忽视。近代湖湘文化这种多层面、两重性,既反映在同一个历史人物身上,也表现在该学派的群体和思潮之中。如被目为清末湖湘文化化身的曾国藩,一方面摒弃了一般理学家空谈心性、义理的通病,提倡经世致用,取各家之长,用于实践,主张引进西方先进科技,“仿西洋之法”改革军事,整顿吏治,培养人才,建立新式海军和近代军事工业,在推进中国近代化中有他一席之地;另一方面又没有跳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怪圈,对西方近代政治制度、管理方法、西医西药、修筑铁路等先进科技知识,不仅不引进、吸收,反而持排斥、反对的态度,其立场同顽固守旧派官僚没有两样。进步与保守、开放与封闭的斗争,同样反映在湖湘学派的大本营岳麓书院内部。戊戌维新期间,书院进步学子杨昌济、李永槐等,受维新思想影响,走出书院,参与南学会的变法活动,支持谭嗣同,唐才常的“新政”主张。书院山长王先谦站在护旧立场,禁止学生参与变法维新运动。他还煽动岳麓、城南、求忠三个书院部分师生,大造舆论,攻击谭嗣同、唐才常、熊希龄等维新人士是“背叛君父”的“康门谬种”,要求巡抚衙门封闭时务学堂,驱逐维新派出湘。这说明,作为观念形态的湖湘文化,作为社会群体的湖湘学派,其内部结构是多成分、多层次的,具有两重性。
    综合上述,湖湘文化的形成及其发展,是一个博采众长、广汇百家和不断积累的过程。湖湘学人,从屈原、王船山到魏源、谭嗣同等,对先民思想文化遗产的继承,不是因袭守旧、抱残守缺,而是表现出评判探索的民主启蒙意识和自强不息的开拓创新精神。然而,作为观念形态的湖湘文化,它和其他传统文化一样,是历史的积储,是存在的反映,也有其时空的局限性。有分析地看待湖湘文化的这些特点,有利于我们对历史文化遗产的评判继承和推陈出新。
本主题由 版主 cherish 于 2013/7/10 16:09:04 执行 设置精华/取消 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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